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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中社的宣传报道之——红军军事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反“围剿”
       红中社从成立之日起,始终把对红军军事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反“围剿”的报道放在重要位置,紧紧围绕武装夺取政权,粉碎国民党当局的军事围剿,巩固、扩大和保卫革命根据地进行宣传报道。通过报道红军斗争胜利的消息,记录根据地军民在反“围剿”斗争中的战斗业绩,激发全国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决心和信心。

     (一)红军攻打“土围子”和宁都起义、国民党军兵变的报道

      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,一部分来不及逃往白区的土豪劣绅、反动官吏,纠集当地的反动势力组织地主武装,裹胁大批贫苦农民,躲进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土围、山寨或边远山村负隅顽抗。他们残杀苏区干部群众,抢掠财物,充当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区的向导和内应。这些“土围子”是苏维埃区域中的白色据点,严重危害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苏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。
       第三次反“围剿”胜利后,毛泽东、朱德命红一方面军从兴国东移至闽赣边界,坚决拔除闽西和赣西南一带地主武装盘踞的“土围子”,发动群众,恢复、建立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。
       宁都起义的第二天(12月15日),由于全国抗日浪潮的冲击和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矛盾的激化,蒋介石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长职务,宣布“下野”。红中社及时报道了《蒋介石倒台了》的消息。
      1932年12月11日,《红色中华》报出版“本报一周年、广暴五周年、宁暴一周年”纪念特刊,刊登社论《今年纪念广州暴动与宁都兵暴的任务》和《纪念广州暴动学习广州暴动经验和教训》《马克思列宁论武装暴动》《纪念宁都兵暴一周年》等文章。李一氓在特刊上发表《论兵暴》-文指出:“自宁都暴动的这一年中,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的发展,在许多方面都给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士兵以一种革命的影响,所以‘拖枪(个人的,或成班成排的)到红军来’已经在白军中成为一种潮流,一种运动。更因为如此,我们必须对于白军士兵运动的形式,下一个定义,我们才能了解兵暴在白军士兵运动中的绝顶重要性。”
       在这前后,红中社播发了大量有关国民党军起义加入红军或发生兵变的报道,刊登在《红色中华》报上的稿件有《在红军伟大胜利面前白色军队动摇瓦解》《白军投入红军 敌第六师一连哗变》《白军一团投诚红十六军》《白军士兵的日益革命化》《河西白军整营投红军》《福建前十九路军散兵纷纷投入红军》《广昌白军又有一批携械投诚》《满洲里护路军全部兵暴之真相》《白军葛云龙部哗变》《白军刘珍年一部哗变》等。

      (二)中央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红军战斗的报道

       1932年1月,中共临时中央通过《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》,对革命形势作了过高的估计。在错误战略方针的指导下,苏区中央局作出攻打赣州的决定。2月4日,中央红军围攻赣南重镇赣州。红中社也根据临时中央的精神,对红军的行动作了跟踪报道。2月9日红中社的电讯称:“我英勇的工农红军,已将赣州包围,白军恐慌厉害不日可下,粤系军阀独立旅范德星部,奉逆方命令,增援赣城,集中于新城、池江一带,于五日与我军激战,不到二小时,即全部消灭,缴得枪支千余,军用品无算,击毙和俘虏白军甚多,范德星化装潜逃,仅以身免。”
       3月2日,红中社又以《红军围攻赣州中 马昆恐慌万状 赣城不日可下》报道:“马昆这次孤军死守赣州,意在待援,目下见南下的小军阀陈诚公秉藩部,节节受红军限制,致不敢坚决行动,复加我三军团于廿三日轰炸,爆裂很宽,更加吓得马昆屁滚尿流恐慌万状,我军当日(廿三)因爆炸不好,致未成功,现攻击各部队,更加坚决努力的进行作业,至自团长师长政委亲自下手挖泥排水的,现在各部坑道都是很好成绩,只待不日之总攻令一下,便可把赣州夺取来。”
       3月2日的《红色中华》报还刊登了通讯员翰文采写的通讯《赣城附近的工农群众通通起来》,报道赣城附近的工农群众“最近受了更深入的宣传鼓动,特别是看了红军攻赣的力量和决心,所以促起他们毅然决然风起云涌般的起来了,例如“二一八”武装示威,当日虽是满天白雪,遍地寒风,然区区梅林的一乡,就有六七百的英勇群众到会,他如附近的革命委员会都先后建立了,游击队、工会、贫农团亦将普遍建立,并且发动了斗争如打土豪、反富农举报和常捉反动派等等,一到赣城攻克后,当地群众的革命积极性,更必然会潮水般的发动起来。

      (三)第四次反“围剿”的报道

       1932年冬,蒋介石宣布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反动方针,国民党军闽粤赣边区“剿共”总司令部陆续调集40余万兵力,分左、中、右三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大规模“围剿”。
       当时,中共临时中央已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。面对国民党军大规模“围剿”即将开始的严峻形势,临时中央却命令红一方面军进攻国民党军重兵设防的南丰城,以图破坏国民党军的“围剿”。红一方面军在总司令朱德和总政治委员周恩来的指挥下,强攻南丰未果之后,即变强攻为佯攻,以一部兵力迷惑国民党军,主力秘密转移至国民党军右翼宜黄南部,待机歼敌。经过1933年2月28日和3月1日两次激战,将国民党军第五十二、第五十九师几乎全歼。国民党军不甘心失败,于3月中旬调集兵力直扑广昌,寻找红军主力决战。3月21日,红军在草台岗又歼敌近一个师。至此,国民党军发动的第四次“围剿”即被打破。
       红中社对第四次反“围剿”进行了跟踪报道,在《红色中华》报上刊登前方来电和消息、通讯共30多篇。其中部分通过无线电台对外播发。
       1933年3月6日,《红色中华》报刊登两条前方来电,对红军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十二、第五十九师,活捉两师师长的战绩作了详细报道。这一期还刊登了《中共少共中央局慰劳方面军电》和《中央政府致前方红军电》。

     (四)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报道

       1933年夏,国民党军队在美、英、德、意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,集中100万兵力,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“围剿”,其中直接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就有50万人。国民党军在这次“围剿”中采取持久作战和“堡垒主义”的策略,企图逐步压缩革命根据地,然后寻求红军主力作战,最后消灭红军。
       当时,毛泽东已离开红军领导岗位,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,实际成为这次反“围剿”的最高军事指挥者。他们制定了错误的战略决策,提出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等口号,先是命红一方面军兵分“中央军”和“东方军”两路,同时在江西和福建作战,实行所谓“两个拳头打人”,导致兵力分散,红军完全陷入被动;后又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,命令红军“分兵把口”、“全线抵御”,结果从1934年1月下旬至4月,红军在多次战役、战斗中均遭失利。至1934年10月,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,红军不得不开始战略转移,进行长征。
       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期间,《红色中华》报除开设不定期专栏“扩大红军”外,还以“捷报”、“红匾”等形式,报道各县工农群众踊跃加入红军的情况。